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時隔58年，難道中印兩國這回又要兵戎相見？
這樣的事情倘若發生，對中國當然不是我們希望發生的好事，對印度則注定會是十足的悲劇。因為58年時光流逝，不變的只是印方主動尋釁滋事的做法姿態和中國遠勝于印度的社會凝聚力、組織動員效率，已經天翻地覆根本巨變的是中印實力和國際環境對比，形勢對中國遠比1962年有利：
如果說1962年的中國經濟實力還在趕超印度的漫漫征途之上，今天的中國經濟對印度已經擁有全面“碾壓”式優勢；
如果說1962年的中國還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中拼搏而當時的印度則無此困擾，今天的中國則在新冠瘟疫這場全球“統考”中脫穎而出，迥出塵表；
如果說1962年的印度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遠勝中國，今天被公認為“基建狂魔”的中國從腹地到邊疆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都超越印度不止一個層次，從而既賦予了中國在雙方軍事對峙一線充分的機動靈活，又賦予了中國更加深厚強大的戰爭持續動員能力；
如果說1962年的中國正四面受敵頑強抵抗國際反華大合唱，那么今天的中國已經隱隱展現出全球自由貿易旗手和國際協作命運共同體主要推動力量的風采；
……
面對這樣的實力對比，印方主動對我軍尋釁滋事，勝算何在？
1、讓我們詳細回顧這58年來中印實力對比的巨變：
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之前一年，印度經濟學家蘇倫德拉·帕特爾發表論文，以嚴密無可辯駁的數學論證得出結論：30年之內，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人均收入就能超越法國，隨后便可趕超美國。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并非全然妄自尊大，而是基于印度當時領先于亞洲的經濟實力優勢。
畢竟，根據國聯統計，英屬印度工業生產能力早在1913—1938年間就增長了139.7%，從而躍居世界第六大工業國，數十年戰火連綿的中國則沒有這樣的發展機會；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度本土基本未受戰火波及，其工業反而獲得了“戰爭景氣”的天降橫財，中國則在全面抗戰中山河破碎，最富庶國土全部淪入敵手，日軍直到投降前一天還從國軍手里奪取了一座城市。
雖然戰后印巴分治，但獨立建國的印度繼承了原英屬印度殖民地91%的工礦企業，鋼鐵、黃麻、造紙等產業更是全部繼承。正是當時領先于亞洲的經濟實力和從英印殖民政府繼承的政治影響力，賦予了印度從國家領導人到經濟學家們的干云豪氣，使得尼赫魯滿懷自信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放言：“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在1949年10月2日給各邦首席部長的信中聲稱：“今天全世界都公認亞洲的未來將強烈地由印度的未來所決定。印度越來越成為亞洲的中心”。
相比之下，新中國起步時經濟基礎遠遠不如印度。
根據我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的詳細整理計算，當時印度主要工業品產量、產業結構、人均GDP等指標普遍高于中國50%以上，甚至接近10倍。
比較1949年中印12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及發電量，中國產量高于印度者僅有原鹽、卷煙、純堿、燒堿4項產品，其余紗、布、糖、原煤、發電量、鋼、生鐵、水泥、硫酸等9項印度產量均大幅超出中國。特別是鋼，1949年印度產量幾乎高達中國產量的9倍。
正因為如此，盡管中國朝野上下從未將印度列為自己“趕超”的對象，而是始終緊盯蘇聯、西方列強；但在實現“超英趕美”之前，開國領袖們不得不先從印度手里收復多項經濟、政治、軍事主權：
解放軍入藏，素稱“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最初補給中相當一部分需從印度采購解決，在1952年4月6日給西南局、西藏工委等機構的指示《關于西藏工作的方針》中，毛澤東主席特別強調：“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
1954年4月29日，《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簽署，同時互換照會，規定印度撤退駐藏武裝衛隊，并將其在藏全部驛站和郵政、電報、電話等企業、設備全部交給中國政府，中國由此收回了當初英國攫取的在藏全方位政治、經濟、軍事特權。
1957年，新中國在藏區推行人民幣，自19世紀下半葉起在中國西南廣大地區扮演事實本位貨幣的印度盧比徹底退出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內地居民赴藏經商須以銀元兌換盧比的歷史終結，中國從印度手里收復了西南金融主權。
2、1962年戰后，在數十年不懈“趕超”蘇聯與西方列強的進程中，中國順帶完成了對印度經濟的全面、大幅度超越：
1970年代中期，中國主要工業品產量全面超越印度。
2008年，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也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這一地位至今越發鞏固。特別是中國裝備制造業，其產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等于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印度制造業望塵莫及。
1950年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中國的2.85倍；到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GDP和人均GDP指標均為印度5倍左右。
新中國1949年建立時鐵路運營里程不及一戰前夕英屬印度的40%，1980年代后期，中國鐵路、公路等主要基礎設施運營里程全面超越印度，其等級于1990年代全面超越印度，今天已成中國“國家名片”的高鐵與印度鐵路系統相比更不啻天淵之別。
……
不僅如此，1962年開戰之時，中國經濟基礎本來就大幅落后于印度，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更是雪上加霜。這三年里，受災耕地占耕地總面積比例分別為43%、62%和60%，糧食產量連續3年內遞減，1961年糧食產量比災前的1958年減少31%，1962年糧食產量雖比1961年高13%，但仍比1958年少22%。
相比之下，在當前的新冠瘟疫這場全球“統考”中，中國牢牢掌握了遠勝于印度的主動權，抗疫表現堪稱全球標桿。
我設定了“全民確診率”和“全民死亡率”兩項指標衡量各國/地區疫情嚴重程度，分別指累計新冠肺炎確診、死亡病例數占總人口比例，以基準時點（4月16日24時）中國疫情數據作為判斷各國/地區疫情是否嚴重的標桿，跟蹤計算了7組107個國家幾個月來的疫情數據。
我發現，截至北京時間6月22日，即使不考慮印度統計遺漏嚴重的問題，印度全民確診率和全民死亡率兩項指標也分別達到了中國的5.4倍和3.1倍。
根據其快速發展勢頭，預計印度上述疫情指標7月份即可達到中國的10倍；此后會達到中國的多少倍，我不忍想象。
3、是集中資源抗擊疫情和恢復正在斷崖式衰退的經濟，還是主動尋釁滋事與中國打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印度面臨抉擇。
其實，地理環境先天決定了中印之間本該和平交往。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成色十足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盡管中印一旦開戰我毫無疑問會堅決支持本國取勝，但對主動與印度重開戰端并無興趣，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見。
在《青藏高原與中國整體安全》（《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6期）一文中，我所敬佩的戰略學者張文木就剖析了這種地理環境造成的中印之間和平交往規律：
“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境，究其原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守不住。”
基于這一客觀現實，他指出：
“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證?！?/p>
在實踐中，1962年戰爭之前，中方為維持中印關系也堪稱仁至義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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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1959年4月26日就中國平叛等發表極不友好談話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審閱中國外交部答復稿時仍然加寫了近千字，稱“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呼吁中印維持友好關系，后來以“《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為題載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今天的印度，是否而重蹈1962年覆轍，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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